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、平安銀行武漢分行行長萬安培近日提交提案，建議振興中國足球必須突破歸化球員禁區(qū)和修改《國籍法》，大力引進高水平的歸化球員。

　　在《國籍法》的現(xiàn)有規(guī)定中，阻礙“歸化”外援的內(nèi)容主要有兩條：

　　一是第八條中的“被批準加入中國國籍的，不得再保留外國國籍”。也就是說，中國并不承認“雙重國籍”，比如孔卡要是加入中國國籍，就意味著自動放棄了阿根廷國籍，這一點顯然會打消很多外援加入中國國籍的熱情。作為全國政協(xié)委員，平安銀行武漢分行行長萬安培本次的提案重點就是希望“允許中國公民具有雙重國籍”。

　　二是第七條中關(guān)于外國人申請加入中國國籍的條件限制：“一、中國人的近親屬;二、定居在中國的;三、有其它正當理由。”對于孔卡們來說，顯然難以滿足第一條標準，而第三條標準又顯得太過虛無縹緲，因此關(guān)鍵就在于第二條。如果要以這條作為申請中國國籍的理由，首先又必須滿足“定居”的條件。從近年來的實踐情況來看，自中國在2004年推出外國人永久居留證制度以來，真正獲得這張“中國綠卡”的僅有數(shù)千名外國人。至于在獲得“中國綠卡”之后加入國籍的人數(shù)，雖然始終沒有公開，但顯然會是一個少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數(shù)字。

　　在以上兩條阻礙“歸化”外援的規(guī)定中，萬安培委員將突破重點放在《國籍法》第八條。但在“實現(xiàn)中華民族偉大復興”的宏觀背景下，立即開放“雙重國籍”恐怕并不現(xiàn)實。甚至有網(wǎng)友開始擔心：表面上旨在“歸化”外援的這項政策，最后會不會被腐敗分子利用作為脫身手段?所以從更為現(xiàn)實的角度來看，真正有機會松動的倒是《國籍法》第七條，也就是通過放寬對于“定居”的限制，適當掃除外援加入中國國籍的障礙。

　　實際上，這種松動也并不會僅僅針對足球領(lǐng)域。2014年9月30日，李克強總理在會見榮獲中國政府“友誼獎”的外國專家及其親屬時，就曾表示“讓外國人在中國拿‘綠卡’更容易”。或許在很多人心目中，“外國專家”還是一個專屬于技術(shù)領(lǐng)域特殊人才的概念。

　　結(jié)合最新形勢來看，既然《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》可以在最高規(guī)格的會議上獲得通過，那么高水平外援又為何不能享受“外國專家”的待遇?通過放寬政策，幫助更多的外援申請到“中國綠卡”，從而盡可能降低法律限制對于其加入中國國籍的限制。而在實現(xiàn)這一點的基礎(chǔ)上，他們是否愿意為中國隊效力乃至為此放棄原有國籍，則成為一個基本可以自主決定的選擇。

　　未來假如法律不再成為主要障礙，中國足球在“歸化”問題上又會體現(xiàn)出多大力度?球迷們近年來對于“歸化”穆里奇、孔卡們的熱情，本質(zhì)上更接近西亞國家的思維，那就是仰仗自身所具有的財力優(yōu)勢，以一種類似于“高價雇傭”的概念，換取對方愿意加入國籍乃至代表國家隊參賽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卡塔爾，更是在足球、籃球和田徑等領(lǐng)域內(nèi)批量“歸化”外援，包括去年以9秒93打破亞洲男子百米紀錄的奧古諾德。而當卡塔爾隊以東道主身份參加2022年世界杯時，很可能場上大部分球員都出生在卡塔爾以外。

　　應該說，這種建立在雄厚財力基礎(chǔ)上的“歸化”方式，的確可以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。而且以中國足球目前的投資熱度而言，并不缺少足以打動外援的金錢誘惑。可問題在于，如果“雇傭軍”的痕跡太過明顯，那么即便國際賽場的成績因此獲得提升，但國家隊在本國球迷心目中的歸屬感反而會有所下降。尤其中國歷來強調(diào)血緣和文化傳承，當除了金錢之外就與中國再無淵源的外國人出現(xiàn)在國家隊陣中時，勢必會有不少人對此感到別扭甚至反感。

　　由此可見，如果中國足球完全照搬西亞國家的“金元政策”，恐怕還是會遭遇到法律之外的各種阻力。所以，在中國人普遍對“歸化”還存在爭議的背景下，目前還是應當更多參考日本、德國等國的“親緣路線”。